瑞典移民

2015年,瑞典人口增长达到了创纪录的103662人,主要由于外来移民的涌入。与之相对,从1850年到20世纪30年代,150万瑞典人移民海外。本文讲述了移民如何帮助塑造瑞典社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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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Simon Paulin/imagebank.sweden.se

瑞典移民

2015年,瑞典人口增长达到了创纪录的103662人,主要由于外来移民的涌入。与之相对,从1850年到20世纪30年代,150万瑞典人移民海外。本文讲述了移民如何帮助塑造瑞典社会的故事。

瑞典移民峰值年

1869年:瑞典农业歉收

1887年:移民美洲的高峰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70年:瑞典提供就业机会

1994年:巴尔干战争

2006年:伊拉克战争

2011年:新移民高峰 —— 许多人移居中国

2013年:叙利亚战争

2015年:外来移民创纪录

大移民时期

1850年-1939年

瑞典很早就有移民了。中世纪时,从事商业贸易的德国人是最大的移民团体,之后是16世纪在瑞典定居的芬兰人。吉普赛人早在16世纪就开始移民,而随着瑞典钢铁工业的起步,来自比利时的讲法语的瓦隆人也在17世纪末来到瑞典。

其他重要的移民群体是犹太人,他们在18世纪开始到达瑞典。此外还有法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砖砌建筑一经在全国出现,精于砖砌与粉刷的意大利工人也开始搬到瑞典。

但是在瑞典的文化景观中,没有一个移民事件比得上1850年到1930年间瑞典人向美洲和澳洲的大移民。多达150万土生土长的瑞典人为逃离贫穷和宗教迫害离开瑞典,为自己和家人寻找更好的生活。这一数字相当于19世纪末出生的20%的男性和15%的女性。

大移民时期瑞典人离开祖国的几大原因:
1. 贫穷
2. 宗教迫害
3. 对未来缺乏信心
4. 政治束缚
5. 对冒险的渴望和“淘金热”

大移民的高潮发生在1887年,当时有5万多人离开瑞典,大部分前往美洲。这一纪录直到2011年才被打破,那一年有5.1万人离开瑞典,但这一次大部分人前往的是其他欧洲国家,还有一些人去了美国和中国。值得一提的是,向外流出的移民在1887年占了总人口的1%,而2011年仅占0.5%。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瑞典统计局网站

卡尔·伊曼纽尔·安内尔(Carl Emanuel Anell),一名离开瑞典的移民

 

1908年,卡尔·伊曼纽尔·安内尔离开瑞典前往美国—— 但他临别前先拍了张照留念。
图片:Frida Welin

在这个年轻人离开瑞典前往美国之前,他来到弗里达·韦林(Frida Welin)的摄影工作室,和自己的家人照了最后一张相片。在已褪色的深褐色相片上,是一个表情严肃的年轻人,头戴帽子,手持一根多余的拐杖。他的名字是卡尔·伊曼纽尔·安内尔,20岁,来自瑞典内尔彻省的阿斯克尔。

卡尔是1908年离开祖国的2万名年轻瑞典人中的一员。他们属于工人阶级,而非早期移民的农民阶级,最终到达芝加哥和西雅图这样的大城市。

1908年年底,卡尔踏上了一列前往哥本哈根的火车,然后又从哥本哈根前往利物浦。在利物浦,他登上了冠达游轮公司的一艘移民船——坎帕尼亚号( Campania)。卡尔乘坐的是二等舱,这是他能买到的最便宜的票。1909年1月9日这天,卡尔抵达纽约。他或许是一名理想的移民:年轻健康,口袋里有50美元以及西雅图一个熟人的地址。卡尔打算在西雅图的木材行业找一份工作。

从伐木场到古巴

卡尔到达西雅图的时候,那里已经有2万名斯堪的纳维亚人,其中有一半是瑞典人,占该城市人口的10%。一些人从事水产捕捞业,而其他像卡尔这样的移民则在迅速发展的木材行业找到了工作。

1909年8月,卡尔在雄鹰峡谷的伐木场给家中写信:

亲爱的大卫弟弟:

谢谢你热切的欢迎信。听说你和家人身体安康,我很高兴……一开始的日子不太容易,因为这里没有几个瑞典人,但现在好了。我喜欢这份工作得多了。一开始我只操作斧子和锯子,但现在我负责搬运木材了。这项工作用的是机器,所以不 需要费那么多力气。现在我一天可以赚2.75美元。

这里有我觉得世界上最大的树干。直径达九到十英尺的树干并不稀罕……我可以读点英语了,不过还不太流畅……如果你能帮我把钱存进银行里,我或许可以向家里寄点钱。我在美利坚-斯堪的纳维亚银行有些存款,但是因为我还想回瑞典 ,如果我还有多余的积蓄,我就寄给你……

伐木场的生活等级森严。卡尔被称呼为帮工,这意味着他处于图腾柱的最底层,负责在森林里为木材行业中从蒸汽机车到燃油卡车的各式车辆清路开道。

“一开始的日子不太容易,因为这里没有几个瑞典人,但现在好了。”

1910年8月29日,西雅图

亲爱的大卫弟弟:

前不久我收到了你的信,多谢。我现在根据你给我的表格寄给你一份委托书。我现在住在城里,因为几乎到处的森林都在起火,我可能要暂时找点别的工作。到了古巴,我会写信告诉你,土地交易是否成功。或许我不需要所有的钱,我们到 时看。我们很可能会在10月启程。这次就写到这里。

在银行里存有200美元的卡尔显然受到了参与瑞典人在古巴的殖民项目的诱惑。多年来,瑞典裔美国人中流行着一种“古巴热”。卡尔决定碰碰运气。他打算在甘蔗地工作,直到存够钱,在巴亚特帕尔马里托的瑞典殖民地(位于关塔那摩美军军事基地附近)能买下一块自己的地。

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几百名瑞典人居住在巴亚特。很快,瑞典人夹在了叛乱的农民和美国人扶持的腐败政权之间。暴乱之中,两名瑞典人被击毙。此时,卡尔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早就离开了巴亚特。

1911年3月3日,帕尔马里托

亲爱的大卫弟弟:

谢谢你寄来的上两封信以及寄给我的钱,很抱歉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我不再种植甘蔗,而是把所有积蓄花在了土地上,因为我打算很快离开这个地方。我现在仍然在制糖厂工作。你问这里的天气怎样,这里的冬天和瑞典的七月一样暖和…

从你的来信中得知,在瑞典,很多重要人物结束了与生活的抗争,离开了人世……我到了美国,会给你寄去我的地址……我很可能会在下月初启程。随信附上所收款项的专用收据。不多说了。

卡尔

卡尔·伊曼纽尔·安内尔从西雅图寄给他在瑞典的亲戚的明信片。

加入海军陆战队

卡尔回到了西雅图,还是在森林中工作。在美国人口普查中,他被列为一名“伐木工”,他的地址也一直是西雅图滨水区附近的简易寄宿公寓。

卡尔似乎仍然可能在和和他的弟弟大卫通信,后者现在是厄勒布鲁的斯科勒斯达村(编者按:距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约200公里)的一名杂货商,即使这些信件没有再保留下来。大卫知道,在美国参加一战后,他的哥哥应征加入了海军陆战队。

卡尔是在1918年2月应征入伍的。他的英语仍然“不太流畅”,在职业一栏里填了“lager”——“仓库”的瑞典语,国籍是“外国”。在家庭成员一栏,他填的是“六亲无靠”。卡尔加入了云杉空军中队第119连,他的瑞典亲人从此再也没有收到他的音讯。

海军陆战队的档案馆资料显示,1919年1月,二等兵卡尔·伊曼纽尔·安内尔光荣地从部队解职,一次战役都没参加过。他像云杉中队的许多其他士兵一样,一直在华盛顿州的森林里寻找木材。美国决定建造一个空军基地——那个时代的飞机是用云杉木制造的双翼战斗机。

战争结束后,卡尔的生活又恢复到了战前的状态:住着简单的单人房,在森林里工作。然后,灾难降临。

他存钱(或者说在古巴的不幸遭遇后所剩的那一小部分钱)的斯堪的纳维亚-美利坚银行在1921年破产。八年后,在1929年的黑色星期二,美国和世界经济崩溃了。大萧条对伐木工人的影响尤为严重。多达50%的伐木工丢了工作,而那些保住工作的人也没有工资可领。

1930年12月23日,《西雅图每日时报》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

二次自杀未遂

无论卡尔·安内尔何时企图自杀,总会有人闻到煤气味。在今年第二次自杀未遂后,他又回到了市立医院。今早,消防部门气雾组接到电话,赶到德尔伯恩大街518号的一家旅馆中安内尔的房间。业主察觉了从房间泄露的煤气味,当消防员冲进房间时,他们发现了去年2月在相似情况下救过的同一个人。消防员再次救回了卡尔,送他去了医院,结果发现他在开煤气前喝了酒。卡尔会完全康复的。”

结局

富兰克·D 罗斯福在击败赫伯特·胡佛(人们将金融危机怪罪于他)赢得总统选举后,创建了许多勇于创造更多工作机会的部门,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就是其中之一。该署建于1934年,雇有三百多万名失业男女(往往是没有教育背景的)来建造桥梁、道路和公园。

在卡尔的死亡证明上,WPA被列为他的最后一个雇主。他有可能在西雅图的大古力水坝工作,也可能在路面上。他可以说是美国国家建设大军中的一员。

1940年12月14日,警员吉利奥尼(Ghiglione)接到警报,前往南第六大街2701号的一处廉价旅馆。这里距离十年前卡尔意图自杀的地点不远。验尸官的报告如下:

“警察报告,在以上地址发现一名死者。在对现场进行检查时,在尸体附近发现七个威士忌和葡萄酒空瓶。邻居表示,死者一整个星期都在醉酒。显然,他是死于自然原因。

盖尔·威尔逊(Gale Wilson)
代理验尸官”

卡尔的死亡证明上写着主要死因是“慢性酒精中毒”。他下定决心在自己52岁9个月又26天的这一日子死去。

和卡尔有关的其他所有痕迹都被抹去了。伐木营杂草重生。廉价旅馆已被拆掉。他的骨灰也随风而逝。

西雅图的巴拉德港口有一处“符文纪念碑”,上面刻有数百个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名字。若非如此,他们不会为人知晓。所有这些人都在西雅图找到了新家。其中一块铭文如下:

1909年来自瑞典阿斯克尔的卡尔·伊曼纽尔·安内尔。

本文翻译并改编自奥拉·拉西莫(Ola Larsmo)为瑞典日报《DN》所写的一篇文章

1940年-1979年

战后的外来移民

瑞典过去主要是一个向外移民的国家,直到逃离至此的二战难民慢慢将其变成一个接收移民的国家,一直持续至今。来自德国和其他北欧及波罗的海国家的移民构成瑞典移民的主体。尽管许多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战后都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来自波罗的海的移民却留了下来。

这几十年里的下一波移民是来自芬兰、意大利、希腊、前南斯拉夫、土耳其和其他巴尔干国家的工人。二战一结束,他们便来瑞典寻找工作机会。

20世纪50年代,战后的外来移民导致住房紧张。因此,瑞典政府决定在1965年至1974年每年建造10万间公寓,这通常被称为“百万公寓计划”

战后瑞典的更多信息可以在ekonomifakta.se网站上了解。

移民人数的短暂下降

20世纪70年代,为控制移民人数的急剧上升,瑞典移民局开始控制移民程序,尤其针对劳工移民。为了获得移居瑞典的许可,人们要出具雇用信、经济担保和住房安排证明。

许多劳工移民在瑞典工作几年后也会选择回国,这些人在数据统计时既算外来移民,又算迁出移民。该现象在1972年最为明显,当时约有9万芬兰人回到祖国,这也是当年瑞典迁出人口多于外来移民的部分原因。

在我们的工作板块了解关于瑞典工作的更多信息。

约尔马·拉特瓦(Jorma Latva),劳工移民

 

对约尔马·拉特瓦而言,一开始的计划是在瑞典工作几年,然后搬回芬兰。他最后在斯德哥尔摩附近定居了下来。图片:Lola Akinmade Åkerström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约尔马·拉特瓦。1968年,正值瑞典劳工移民人数达到巅峰,21岁的约尔马从芬兰来到瑞典。

整个20世纪60年代,日益增长的经济使得瑞典劳动力短缺问题显著,尤其需要产业工人和公职人员。而在邻国芬兰,情况恰恰相反,许多居民不得不到海外谋生。

与女友团聚

1968年夏天,刚服完兵役的约尔马急于与女友乌拉(Ulla)团聚。乌拉几个月前刚来瑞典当护士。

“乌拉在芬兰找不到工作,而她会说瑞典语,对她而言,瑞典是再明显不过的工作目的地。”约尔马说,“当时,没有那些繁文缛节,也不需要许可,只要坐船过去,就可以开始工作。整个芬兰无人不知瑞典有大量工作机会。”

“整个芬兰无人不知瑞典有大量工作机会。”

对约尔马而言,求职情况则有所不同。作为一名技术娴熟的焊接工和金属工,他完全可以在芬兰找到工作。但他在芬兰只工作了一周,挣够了买一张穿越波罗的海船票的钱。

约尔马并不完全符合人们对芬兰劳工移民的一般印象。“我去瑞典并不真的是为了找工作,而是为了一个女人,一个芬兰女人。”他笑着说。

学习瑞典语

当时,约尔马并不会说瑞典语。“一开始我不觉得有必要学瑞典语。”他说,“当焊接工并不需要会瑞典语,我靠芬兰语和一点英语,日子也过得挺好。另外,我答应父亲最多在瑞典待三年,那干嘛还要学瑞典语呢?”

最终他意识到学习瑞典语不仅有助于社交生活,还为找个好工作提供了便利。“我在几年后才开始学习瑞典语,但它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对我的社交生活。”

在瑞典定居

1969年夏天,约尔马和乌拉回到芬兰成婚。当时,约尔马可以在芬兰找份新工作,但是他们又一次选择了瑞典。

空气处理行业的领军者瑞典风扇制造公司恰好去芬兰招人,招约尔马做焊工。当时,大型瑞典企业以支付迁居瑞典的费用为激励方式,去芬兰失业率较高的地区招工并不少见。

约尔马和妻子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北部郊区的瓦伦蒂纳定居,一直居住至今。如今,他们有三个成年子女和四个孙辈,全都住在瓦伦蒂纳。

工作自由

约尔马回忆之前获得芬兰工作机会时的情形:“在过去四十年中,我有两次差点就接受了芬兰的工作。而我拒绝的原因很大一部分与瑞典的工作心态有关。”

“在这里,大多数企业都有一个扁平的管理结构,领导少,对中层管理的需求也少。对员工及其技能的信任度更高,无需中层管理干预。我为什么需要一个小组领导来教我如何焊接呢?在瑞典,工作自由度更大。”

约尔马对自己的手艺感到自豪,并且仍然热爱工作。年轻时,他有时会在夏日假期期间工作,让工会代表很恼火。他会加班加点地工作,在超过了最大加班时数后继续加班。他说:“工会一直努力争取更多假期,而我却整整五周都在工作。

61岁时,约尔马开始拿退休金,然后慢慢缩短工作时间直到原来的一半。他等着年满67岁后被强制退休。但瑞典仍然缺少技术工人,如果你问约尔马,他根本不想退休。

哪里才是家?

每年夏天,约尔马都会和家人一起回芬兰。去之前,他都会迫不及待地想回芬兰。但每年在夏天结束之前,他又会想念瑞典。“要么我两个地方都喜欢,要么可能我都不喜欢。”他觍着脸地笑道。

“也许我应该住在两国中间的某个地方,比如奥兰(编者案:奥兰是说瑞典语的芬兰群岛)。”但想了一会儿,他又说:“不,我在这里还有时间。我向父亲保证的三年时间还没满。我在这里只待了三年不到。虽然很漫长,但时间尚未到。

约尔马·拉特瓦由里卡德·拉格伯格(Rikard Lagerberg)采访

西尔维奥·杜兰·米歇尔(Silvio Durán Michea),长期居民

 

西尔维奥·杜兰·米歇尔是在皮诺切特17年独裁统治期间逃到瑞典的许多智利人之一。图片:Lola Akinmade Åkerström

再来认识一下西尔维奥·杜兰·米歇尔。他来自智利,是一名平面设计师,在瑞典生活了近三十年。他曾为各种不同的瑞典报纸、杂志和刊物工作过,是众多将斯德哥尔摩视为家的智利人中的一员。

1973年到1990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智利期间,西尔维奥决定离开智利,前往瑞典。

日益紧张的政治局势

当1986年23岁的西尔维奥离开智利时,他并没有受到人身威胁,因为他不是激进分子。但是随着政治局势的日益紧张,他很担心未来的生活,决定主动保护自己和家人。最终,他认为当初如果没有离开,自己会成为政府的打击对象。

“我当时还没有惹上麻烦,但如果没有离开,我就会面临危险。因为我走了不到一年,我的一些朋友便日益参与到推翻独裁统治的活动中去了。”西尔维奥说。

“如果留在智利,我很可能会迫于(朋友的)压力参与各种游行和抗议,那时我就将直面危险了。”

在瑞典安家

西尔维奥之所以选择瑞典,是因为当时他的姐姐已经在瑞典生活了。她极力宣传这个国家的优点,称其是那些寻找更好更稳定生活的移民和避难者的人道主义慰藉。如今,他们都住在瑞典,成了瑞典公民。

“离开朋友和家人,既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痛苦。”怀揣找寻新天地、过上好生活的希望搬到瑞典的西尔维奥回忆当时的情景。

开始新生活意味着要设法尽快融入新环境,以便在第二故乡施展自己的才能。

掌握语言方能融入社会

西尔维奥说,融入新环境最关键的是要学习新国家的语言。学习语言不仅有助于移民理解文化差异,还能增加就业机会,打开社交网络的大门,否则,移民可能仍被关在门外。

“离开朋友和家人,既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痛苦。”

“我说得一口流利的瑞典语,这让我完全融入了瑞典社会。”他说,“学习瑞典语、与瑞典人交流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了解当地习俗和文化最快的方法。”

快进到三十年后的今天,西尔维奥在瑞典有了稳定且更有保障的生活。“我刚搬来的时候,智利正被独裁统治着。”西尔维奥说。

“移民瑞典给了我安全感——我想要的安全与秩序。”

西尔维奥·杜兰·米歇尔由萝拉·阿金迈德·阿科尔斯特伦(Lola Akinmade Åkerström)采访

1980年-1999年

难民的增长

难民的出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流向瑞典移民最多的国家是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厄立特里亚、索马里以及实行专制政权的南美国家。

自1973-1990年奥古斯都·皮诺切特在智利的独裁统治引发难民潮以来,现今约有4.5万智利后裔住在瑞典。1990年皮诺切特下台后,只有少部分人回到了智利。今天,在智利以外,瑞典有着继阿根廷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智利裔群体。

第一次海湾战争

1980年9月,伊拉克对伊朗发动战争,标志着两国八年残酷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主要由宗教矛盾引发,结果使双方都死伤无数。

从1980年到1989年,瑞典根据日内瓦公约向近7000名伊拉克难民和2.7万名伊朗难民签发了居留许可。而伊拉克在2003年开始的另一场战争又为瑞典带来了另一次伊拉克移民潮。

巴尔干战争

20世纪90年代,民族清洗战争期间,大量巴尔干难民涌入瑞典。1万多名波斯尼亚人和3600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获得庇护。在1991年和1999年间,巴尔干半岛发生的一系列军事冲突给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许多地区带来了大量杀戮和严重的经济损失。这些战争的结果大多是签订和平协议以及成立新国家。

维尔达娜·阿贾诺维奇(Vildana Aganović), 战争难民

 

对于维尔达娜·阿贾诺维奇而言,即便她现在把瑞典称为家园,离开波斯尼亚的回忆还挥之不去。图片:Lola Akinmade Åkerström

维尔达娜·阿贾诺维奇是一名成名的自由撰稿人,住在瑞典西南部的布罗斯。自从1992年她十几岁时随家人逃到瑞典躲避波黑战争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

“原本打算尽早返回。”维尔达娜说,“我们从不相信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然而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在这里。”
1978年,她出生在戈拉日代,那里现在是波黑的一部分。在波黑战争期间,戈拉日代是继南斯拉夫解体后被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围攻的六个飞地之一,当地平民经常遭受攻击。面临巨大威胁的维尔达娜在1992年4月离开戈拉日代,及时躲过了该城的轰炸厄运。

“在被迫看到爆炸的手榴弹以及之后的轰炸之前,我们离开了。对我而言,这更多是心理上的,设想一个孩子看到‘战争’这个词会联想到的所有可怕的事情。”

逃往黑山

她记忆中,逃离戈拉日代的时候既匆忙又意外。“我和姐姐、弟弟接到父亲的电话,说十分钟后将有人开车来接我们离开。”维尔达娜说。

她很害怕,不知道来接他们的是谁,会接他们到哪里去。后来她才知道,那是父母带他们姐弟及时出城的唯一机会。那帮人把他们带到黑山——那时仍是南联盟的一部分——几天后,父母到那里与他们会合。

“在黑山,大家都知道警察会逮捕穆斯林,并把他们带到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因此,我们在那里还是不安全,于是就继续逃往马其顿。”

1991年脱离了南斯拉夫的马其顿更安全些,但是他们一家想要完全逃离整个地区,便继续一路逃往土耳其。到那年6月,已经在瑞典的亲戚给他们寄了从土耳其飞往斯德哥尔摩的机票。

迅速学会瑞典语

他们在瑞典住过不同的难民营,并在北方小镇加洛和翁厄住过短暂的时间,直到1993年5月,他们搬去布罗斯——维尔达娜舅舅一家所在的城市。

与许多其他难民相比,维尔达娜融入当地社会更为容易,原因不只一个,但尤其是因为她比较年轻,学语言更快。“仅仅几个月时间,我就学会了瑞典语,并且能使用了。”她说。

高中毕业后,她在当地的一所成人大学学习新闻。2001年,她取得新闻学学位,之后花了一年时间回波斯尼亚寻根。

为平等而斗争

如今,她是一名全职自由撰稿人,报道触动她心灵的复杂话题,如宽容和平等。

“我试图告诉人们我对种族歧视的看法,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以及认识到它现在依然存在的重要性,这样才能采取行动改变现状。”维尔达娜说,“我认为,报道它是我的责任。当我们停止讨论社会的不和谐问题时,不好的事情就会发生。”

“让我自豪的是,这个国家给了危难中的人们一个避难所,而我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长久以来,她都把瑞典视为自己的家,认为展示瑞典的实际情况很重要——那就是,给所有人自由和民主。“美妙之处在于,我感到我拥有为所有居住于此的人们争取平等的自由和力量。”维尔达娜说,“但最让我自豪的是,这个国家给了危难中的人们一个避难所,而我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维尔达娜仍然会感受到离开故土的沉痛,并常常为此困扰。

“如果是自己选择离开一个国家,会有很大的不同。与许多其他波斯尼亚家庭一样,我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朋友和整个生活。”维尔达娜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无法相信自己经历了如此可怕的事情。战争爆发前,我和任何瑞典孩子一样地生活,和这里的孩子有一模一样的机会。”

维尔达娜·阿贾诺维奇由萝拉·阿金迈德·阿科尔斯特伦采访

卡姆兰·阿萨德扎德(Kamran Assadzadeh),常住居民

 

卡姆兰·阿萨德扎德说,因为自己积极主动,他很容易就融入了瑞典社会。图片:Lola Akinmade Åkerström

卡姆兰·阿萨德扎德是斯德哥尔摩卡罗琳斯卡医学院重症监护室的护士。1962年出生在伊朗的他在两伊战争中服过两年义务兵役,这为其1985年离开伊朗获得了法定许可。两年后,他来到了瑞典。

“从第一天起,我的目标就是服完兵役,拿到护照,成为自由人,移民国外和学习。”卡姆兰说。

八年的战争和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政权是卡姆兰离开伊朗的主要原因。

经由法国到瑞典

在战争期间,卡姆兰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担任武装警卫,任务是观察飞往伊拉克的轰炸机。“我很幸运从来没有被派往边境作战,这是我那两年最担心的事情。”他说,“如果他们派我去边境,我很可能会逃跑。”

卡姆兰一获得离开国家的许可,就揣着旅游签证去了法国图卢兹,和他父亲同事的儿子住在一起。他开始学习文学,但到了需要重新申请签证的时候,法国当局要他通过法国驻伊朗大使馆申请学生签证。由于持续的战争,这个要求无法实现,他只能另想他法。

“我记得到达斯德哥尔摩的阿兰达机场前,从飞机上看到了漫天飞雪。那时是一月,正值隆冬季节。”

“我们家在德黑兰的一个邻居曾和我谈到瑞典,说融入该体系工作和学习很容易,但是必须要先学会瑞典语。”

1987年,卡姆兰孤身一人作为难民逃到瑞典。“我记得到达斯德哥尔摩的阿兰达机场前,从飞机上看到了漫天飞雪。那时是一月,正值隆冬季节。”他说。

平等社会令他惊喜

他刚到时,这里的平等主义令他意外惊喜。“在瑞典,我没办法马上分辨出谁是富人,谁是工人。区别不太明显。我觉得瑞典是个理想之国,有资源提供给社会中的每个人。你能想象国王和商店营业员住在同一家医院吗?”

卡姆兰接受邻居的建议,参加了为移民开设的瑞典语课。在瑞典呆了四个月后,他获得了永久居住权。“我显然如释重负。这意味着我可以开始我的学业,真正计划自己的未来。”他也找到了一份在老年诊所帮助和照顾老年人的工作。

“我照顾的大多数老年人都只会说瑞典语,这使我不得不更快地学会这门语言。这份工作让我了解了那么多瑞典文化、历史、饮食以及像仲夏节、圣诞节和复活节这样的传统习俗。”卡姆兰说。

他晚上和周末照顾老年人,白天学习瑞典语和英语,这样差不多持续了两年。

终于,卡姆兰的瑞典语熟练到了能上大学的程度,他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学习护士课程。他说,如果留在伊朗,自己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战争期间,伊朗有那么多限制,大学都关闭了。”

他学了三年普通护理,又专修了一年重症监护教育,以便成为一名专业人员。他后来继续学习,取得了硕士学位。现在,他一边培训学员和实习生,一边在重症监护室工作。

轻松融入社会

卡姆兰表示,融入瑞典社会是很容易的,因为他积极主动,这使他在某些领域走在了前面。

“我总是积极乐观,能在工作时,快速运用我的波斯语技能为动手术或需要帮助翻译医疗术语的伊朗人即兴作翻译。”

“在我看来,如果你自己决定要移居某国,那么,很明显,你要学习那里的语言和文化,努力融入社会,做贡献,并且要参与投票。”

瑞典仍然有很多吸引他的方面。“这里的文化与伊朗截然不同,因此,每天学习新东西还是让我很兴奋。”他说,“毕竟,我直到23岁时才离开伊朗,所以,我的一部分还是很伊朗的。”

卡姆兰与他的伴侣住在瑞典,但是他的大家庭仍然生活在伊朗。

卡姆兰·阿萨德扎德由萝拉·阿金迈德·阿科尔斯特伦采访

伊拉克战争和欧盟移民

2000年-2012年

瑞典2001年加入申根合作协定,这意味着该国开放了与欧盟(EU)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边境,其他欧盟公民开始涌入瑞典寻找工作和爱情。2000年以后,移民总数——包括入境和离境移民——不断增长。2000年至2009年期间,近29000名来自欧盟和欧洲经济区(EEA)以外的人因为工作原因移民瑞典。

瑞典移民局新闻部门负责人弗雷德里克·本特松(Fredrik Bengtsson)说:“就欧洲而言,瑞典是一个重要的移民目的地和难民接收国。”

斯德哥尔摩南部小镇南泰利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极端情况。2007年,该镇接收了1268名伊拉克人,相当于到达欧洲的所有伊拉克人总数的5%、南泰利耶人口的1.5%。相比之下,同年美国和加拿大加起来才一共接收了1027名伊拉克人。

有趣的是,2011年,移居国外的瑞典人数量超过了移民美国的峰值年1887年的瑞典移民人数。这一次,瑞典人大多迁往邻近的挪威、丹麦和其他欧洲国家,但也有去美国和中国的。

移民瑞典的五大原因

  • 家庭团聚

以家庭团聚为目的的移民一直是瑞典最大的移民群体之一。2014年,40000多人获准来瑞典与家人和近亲生活在一起,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叙利亚人、索马里人和无国籍人士。

  • 避难

瑞典签署了《联合国难民公约》,这意味着该国承诺会根据《公约》来调查被认定为难民的人,对其给予庇护。2014年,大多数寻求避难的人来自叙利亚、厄立特里亚或没有国籍。来到瑞典的难民数量在2010年(12130人)和2014年(35642人)之间增长了近三倍。

  • 工作机会

瑞典蓬勃发展的创业公司和科技行业意味着大量外国工人——尤其在IT领域——正在瑞典寻找收入丰厚的工作机会。2012年,瑞典签发了约20000份工作签证,这是迄今为止的签发高峰。获批人数最多的三个国家是泰国、印度和中国。如需了解有关在瑞典工作的更多信息,请阅读《赴瑞典工作之路》一文。

  • 留学

中国学生仍然是来瑞典深造的最大学生移民群体。2014年,约有五分之一的留学签证是批给中国学生的,其次是印度和美国学生。如需了解瑞典留学的更多信息,请访问study.sweden.cn

  • 爱情

这些往往被称为“爱情难民”的移民因为在访问瑞典或在国外遇到瑞典人或瑞典居民时与其坠入爱河,才移民瑞典。他们通常被归为“家庭团聚”的移民类别,但这些移民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移民的原因往往是新近找到的爱情。

琳达·萨米尔·穆塔维(Linda Samir Mutawi),爱情难民

 

琳达·萨米尔·穆塔维2013年搬到斯德哥尔摩,和她的瑞典丈夫住在一起。图片:Lola Akinmade Åkerström

36岁的琳达·萨米尔·穆塔维是一名电影制片人和制片经理。她祖籍巴勒斯坦,在约旦长大,父母也住在约旦。她拥有英国和约旦双重国籍,2013年移民瑞典。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当代移民移居瑞典,以便和伴侣生活在一起。琳达就是其中之一。 “我和我的瑞典丈夫是在2011年戛纳电影节的一次工作招待会上认识的。”她说。

到他们开始恋爱并结婚的时候,她的丈夫是两个人中工作更稳定的一方。因此,他们决定琳达应该搬来瑞典。“考虑到中东正在发生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动荡,我们觉得当初我搬来瑞典是正确的选择。”她补充道。

从头开始

到一个新的国家生活总是充满了挑战,尤其是在第一年。“我知道自己必须在一个陌生的国家用一种陌生的语言重新开始。我必须找工作,找朋友,为自己营造一个家。”琳达解释道。她的瑞典语水平仍然相当有限。最近,她开始学习“移民瑞典语”——由所在市政免费提供的语言课程。

“(但)我一直觉得斯德哥尔摩是我去过的最漂亮的城市之一。我们在故土每天面临的那些挑战在这里真的不存在。”她补充道。

她指出,瑞典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有序而现代的制度。不过,她起初曾担心,“自发性的缺少、对社会规则的严格遵从以及这里的生活常规”可能会令来自一个“更富于表现力的文化”的她感到生活有点过于平静。

考虑到她在瑞典生活的时间还相对较短,琳达觉得自己已经很好地融入了社会,而这主要是因为她在这里有家人和朋友。她的丈夫及其家人和朋友大多都是瑞典人,而且她在移民前已有了一些瑞典朋友。

“我喜欢这里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社会系统的运作效率也很高。”

“我曾在欧洲和中东生活过,也在许多其他国家旅游或居住过,所以我能轻松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人群。”琳达说,“瑞典人也相当友好。我发现他们对我很热情,非常坦诚,当然这一点对让我感受到自己被新的社区所接纳至关重要。”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她认为瑞典在接收难民方面树立了良好的典范,而这又吸引了为了寻求更高生活质量的外国人的大量涌入。这一点已经成为瑞典享誉世界的特色。但她补充说,有关移民融合的问题仍需要得到更有效的解决。

琳达期待着探索这个国家的更多地区,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个新的第二故乡。“我喜欢住在城市里,这里的每个角落都能激发我的灵感;城市里有如此众多的历史和文化元素,总有新的事物等着我去探索。”她补充道,“我喜欢这里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社会系统的运作效率也很高。”

“我有过风光的日子。”琳达补充说,“但我在这里总体感觉非常幸福。”

琳达·萨米尔·穆塔维由萝拉·阿金迈德·阿科尔斯特伦采访

社会融合问题

2013年-2014年

2014年,瑞典人口增长超过10万。这是因为创记录的大量移民(12.7万)和超过死亡人数的出生人数。但与此同时,也有5万多人选择离开瑞典。

来自战乱地区的难民持续涌入瑞典。2014年,有8万多难民来瑞典寻求庇护,其中,叙利亚人﹑厄立特里亚人和无国籍人士最多。同年,只有德国接收难民的人数超过瑞典,意大利和法国则紧随瑞典之后。

瑞典移民局的新闻负责人弗里德里克·本特森(Fredrik Bengtsson)称:“2014年是有史以来的第二大难民申请年,仅次于难民人数高达8.4万多人的1992年,当年许多人都是从南斯拉夫逃到瑞典寻求庇护的。”

这是因为瑞典给予所有在瑞典寻求庇护的叙利亚人永久居留许可。自叙利亚开战以来,已有约7万人来到瑞典。(从2016年开始生效的新法律限制了他们获得居留许可的机会。)

2014年,五分之一的移民来自叙利亚,使得叙利亚人成为瑞典最大的移民团体。这改变了瑞典的移民构成,因为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瑞典移民实际上是返回祖国的瑞典人。

2014年的避难申请人——十大主要来源国

1. 叙利亚:30583
2. 厄立特里亚:11499
3. 无国籍人士:7863
4. 索马里:4831
5. 阿富汗:3104
6. 伊拉克:2666
7. 阿尔巴尼亚:1699
8. 塞尔维亚:1512
9. 科索沃:1474
10. 乌克兰:1332

越来越多无家人陪伴的孩子来到瑞典。来自以上十个国家的避难申请人中,约9%是所谓的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

融入社会——热点话题

约有16%的瑞典现有人口出生在国外。他们在移民瑞典之后的境遇一直是整个国家的热议话题之一。这些讨论恰恰突出了有关多元化问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从正面评价瑞典移民融合政策的研究,到指出在该问题上瑞典还有多长的路要走的文章,莫衷一是。

013年发生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暴动让人们看到了移民融合带来的挑战。很多国外媒体报道了骚乱事件。

最新的讨论把目光转向了瑞典街头越来越常见的乞讨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还有不少是罗姆人。他们的出现激起了人们的某些情绪,也引发了疑问:为什么他们会在这儿?瑞典能做什么?欧盟委员会的欧洲向最贫困人群援助基金(FEAD)就是一个旨在帮助这个最弱势群体——在瑞典也在其他欧盟成员国——的计划。

据瑞典移民局预测,2015年和2016年的难民人数将持续走高。瑞典《每日新闻》和益索普公司自2015年3月起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六成瑞典人认为移民对于瑞典来说利大于弊。同时,也有六成人认为社会融合做得很差。

讨论的难题依然是如何让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最好地融入瑞典劳动力和社会,如何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确保他们拥有平等的权利。

如需了解有关瑞典移民政策的信息,请访问瑞典政府网站

如需了解有关瑞典避难规定的信息,请访问瑞典移民局网站

有关瑞典工作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网站的工作板块

穆罕纳德·沙拉巴蒂(Mouhanad Sharabati)——现代难民

穆罕纳德·沙拉巴蒂拒绝加入叙利亚政府军,与叙利亚人民作战。他2014年逃到了瑞典。图片:Aline Lessner

30岁的穆罕纳德·沙拉巴蒂是是一名来自叙利亚的律师。他2006年毕业于大马士革大学法学院,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从事过律师工作。

2011年,他与人共同创立了“叙利亚救济网络”——一个从事人道主义救助的非政府组织,帮助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这其中很多人都在邻国黎巴嫩境内。同时,该组织还为叙利亚难民和非法跨境至黎巴嫩的人提供法律援助。

沙拉巴蒂还与卡亚尼基金会合作,这是一个位于贝鲁特的非政府组织,旨在为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难民儿童提供所需,保障其权利。

造化弄人,穆罕纳德如今自己也作为一名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在瑞典住了有近半年之久。

“我不想离开我的祖国,这都是被迫之举。”穆罕纳德说,“当我正要进行硕士论文答辩时,发现自己不得不离开我的国家”。

那时,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离开,要么被迫加入叙利亚政府军,与叙利亚人民作战。“这是我根本无法想象的,所以我选择离开。”穆罕纳德说。

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为了个人安全而离开心爱的大马士革,对于穆罕纳德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因为他知道,在叙利亚政局转变之前,他很可能回不来了。

“尽管离开祖国让我感到难过和愧疚,可等我冷静细想,我相信自己还是做了正确的决定。”穆罕纳德说,“我想念所有一切——家园、家人、朋友和过去的日子,但我不得不承认,叙利亚已不再是一个能让我生活、工作和组建家庭的合适、安全所在了。”

为了找寻更好的生活,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逃到了欧洲,这其中也包括穆罕纳德的很多密友。“一些比我先到瑞典的朋友告诉了我他们在这里所受的良好待遇以及瑞典对人权的尊重。”他说道。

“瑞典让我可以重新开始,过有尊严的生活,考虑找份工作﹑组建家庭和养育孩子。”

当穆罕纳德获得申根签证并在2014年拿到居留证时,他过更安全更舒适的生活的机会来了。

他选择瑞典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这里让我终于感到了身心上的安全,也让我可以重新开始,过有尊严的生活,考虑找份工作﹑组建家庭和养育孩子。”

第二个原因和瑞典在人权问题上的声誉有关,这对于他而言非常重要。

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

因为来到瑞典未满一年,穆罕纳德还不能说一口流利的瑞典语,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他定期上语言课。学习瑞典语帮助他参与社交,与当地人交朋友,而且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好地融入了瑞典社会。

“说英语让我更容易与其他人交流,因为在这里,几乎所有人都说英语。”他提到。

为了更快适应,他努力对新生活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态度,信任那些向他解释不同习俗和日常知识的瑞典朋友们。

“能住在瑞典这个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信仰﹑肤色﹑外表和国籍,都能受到尊重的国家,是一种荣幸。”他表示。

“就因为你是一个人,就应该享有权利,这种感觉非常棒。”

穆罕纳德·沙拉巴蒂由萝拉·阿金迈德·阿科尔斯特伦采访

难民带来的挑战

2015年-2016年

2015年,超过16万人在瑞典寻求避难——人数是2014年的两倍。瑞典开放而宽容的国家形象因避难申请的激增而受到挑战,住房开始短缺,排外情绪日益明显。

2015年官方统计的人口增长数字略大于10万。这其中包括超过7.5万移民,但不包括大多数避难申请人,因为他们只有在被获批难民身份后,才能正式成为人口的组成部分。一个特别的挑战是,大约3.5万名避难申请人是“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即抵达瑞典时没有父母陪伴的儿童。

随着叙利亚内战的持续,瑞典已成为人均接纳难民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这已影响到了它的部分社会生活。

政策转变

瑞典就业大臣和政府难民事务协调人于尔娃・约翰松(Ylva Johansson)就目前的形势发表评论说:“前所未有的人口激增导致从住房、学校到医疗设施等现实资源的短缺。这是为什么我们无法继续年复一年地接纳大量难民涌入的原因——我们的体制承受不了了。”
(如欲阅读采访原文,请见 The Local Voices。)

从2015年底起,作为临时措施,瑞典政府已经收紧了对边境的控制,使得没有有效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进入瑞典变得更为困难。不打算在瑞典寻求避难的难民也不得穿越瑞典边境。

还有其他措施。2016年6月,瑞典议会修改了针对避难申请人的立法,这意味着,除其他条件外,对申请家庭团聚的移民的财政要求变得更为严苛了。瑞典更改政策的部分原因是其他欧盟国家没有接收他们承诺接纳的难民数量。

巧合的是,2015年也是瑞典向外移民人数创纪录的一年,约有近5.6万人离开瑞典。在这些移民中,前十大出生地是瑞典(占三分之一)、中国、印度、伊拉克、芬兰、丹麦、美国、德国、波兰和挪威。

避难申请程序

大多数难民都会申请避难,而瑞典移民局负责所有的避难申请。 由于申请避难的人数激增,做一个避难决定的平均等待时间是8.4个月(2016年初),但预计会增加到12个月以上。

在等候期间,只要避难申请人已被免除了工作许可这一要求,他们就可以通过工作来保障自己的生活。而那些无法保障自己生活的人则可以申请“每日津贴”,标准是每个成年人每天71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53.2元)(如果他们的住宿已提供免费食物,每日津贴则是24瑞典克朗)。

住宿

瑞典必须为避难申请人提供由瑞典移民局或私人机构经营的住宿。从2015年开始, 住房变得日益紧张,到最后移民局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不得不让部分人在帐篷里睡上些日子。

根据法律,某人如果因为难民身份或与难民相似的原因获批了居留许可,瑞典的各级市政府就有义务为此人提供住宿。 这一从2016年3月1日起生效的法律变更有望从瑞典移民局提供给避难申请人的住房设施中空出大约1万套。

避难申请人或拥有避难身份的人也可以选择自己安排住宿——例如如果他们在瑞典有亲戚的话。

非政府组织为难民提供的服务中包括:

欢迎难民——为难民与房东和公寓合租者建立联系
瑞典教会——瑞典全国教会的一些分支机构为难民提供社会活动,并接受给难民的捐赠
伊斯兰救济(瑞典语)——接受难民住宿所需物资的捐赠的慈善组织
FARR——为维护难民权利的个人和团体工作者提供保护的组织
邀请部门——倡导社会融和的非盈利性项目,用晚餐聚会的形式为移民和瑞典人建立联系

媒体和舆论

2015年,关于瑞典的其他国际新闻统统被“难民危机”蒙上了阴影。像2月发生在马尔默的暴力逮捕12岁摩洛哥难民的案件、避难中心和清真寺遭受纵火袭击这样的事件引发了大量媒体关注,传达了一个不容异己、财政克制的形象,与瑞典一贯保持的乌托邦形象相去甚远。这个国家可能突然间显得对外来者不那么开放、宽容和慷慨了。但实事求是的说,除了媒体报道外,大多数瑞典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没有真正察觉到“难民危机”。瑞典社会并没有垮掉。

自然,瑞典人对创纪录的人口涌入也有不同的看法。2015年12月,舆论转向了更偏怀疑的态度——55%的瑞典人觉得国家应该减少难民接受数量,这与2015年9月的30%相比有了明显的增长。

根据瑞典公共就业署(Arbetsförmedlingen)的一份报告,瑞典每年需要吸收6.4万名年龄在16-64岁之间的移民,以抵消瑞典出生人口的减少。否则,就没有足够劳动力来维持著名的瑞典福利国家了。

注:根据《都柏林规定》,来到欧洲的难民必须在她/他进入的第一个安全国申请避难。

扎尔加·加布里埃尔(Zelga Gabriel)——叙利亚难民

 

“我离开叙利亚,比起为我自己,更多地是为了家人的缘故。”扎尔加·加布里埃尔说。图片:Arantxa Hurtado

18岁时,扎尔加·加布里埃尔是阿勒波大学美术学院室内设计专业的学生。之后,叙利亚内战爆发。扎尔拉·加布里埃尔不得不终止学业,返回她的家乡哈萨亚。

扎尔加是亚述人,属于近期遭受伊斯兰国袭击的中东地区土生土长的基督教少数裔族。最终,扎尔拉的家人认为她还是在瑞典比较安全,于是她2015年8月抵达了瑞典。

现年22岁的扎尔加住在南泰利耶城外的一个郊区。这是一座位于斯德哥尔摩西南面的工业化城镇,有37%的居民出生在国外,而自上世纪60年代末起移民来瑞典的大约10万名亚述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住在这里。

扎尔加的母亲、兄弟和几个亲戚也在瑞典,她在家乡的最好的朋友同样在这里。但她的父亲和姐姐还在哈萨亚。她的心也留在了那里,扎尔拉说。

“如果只让我做决定的话,我永远不会离开。叙利亚是我的祖国,我的根在那里。”

“有人说我们又没有被逼逃离叙利亚,是我们选择离开的。但当你知道你可能随时会死去,那就像你是被逼要离开。”

从叙利亚到瑞典

幸运的是扎尔加来瑞典的旅途还算顺利:坐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到黎巴嫩,然后坐飞机到斯德哥尔摩。整个旅程加起来耗时大约一周。

来之前她申请了一份在瑞典服务无人陪伴的移民儿童的工作,但当她到达瑞典后,却决定不从事那份工作,因为它不符合她的预期。她最终申请了避难,六个月后获得了居留许可。

“和平时期,你会考虑诸如美和设计之类的事情。战争改变了你的想法。”

尽管扎尔加的亲戚已经告诉过她许多关于瑞典生活的情况,可来到这里后她依然感到非常震惊。

“当我刚刚到这里的时候,看到满眼绿色植物,我当时就哭了。我感觉即使这个地方这么美,这里不能代表我,代表我是谁。”

适应瑞典的生活

扎尔加选择定居南泰利耶既是因为她有家人在那里,也因为镇里有个很大的亚述人群体。

“我们尽量待在一起。”她说。

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和她的亲戚以及和她背景相似的朋友——从叙利亚来的亚述人——待在一起。扎尔加希望一旦开始学习或工作,她也能和瑞典人交朋友。

“我的一些堂表亲出生在瑞典。来瑞典之前,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好国家,比叙利亚有更多的自由。当然,我也听说过这里的寒冷天气。”

“现在我知道瑞典和叙利亚很不同。家人之间没有那么多联系。你和堂表亲不那么常见面,你自己也没有时间。你就是工作。”

向大学迈进

扎尔加已开始学习瑞典语——上“移民瑞典语”课——但依然觉得很难适应。

“刚开始,一切都是新的,即便你的心还不在其中,你必须尽力适应。我努力把我在这里的生活看作是一个新机遇。”她说。

她想要成为瑞典社会的一部分,尽快开始大学生活。扎尔加正在考虑学心理学和社会工作——无论是在瑞典还是返回叙利亚都可以用来帮助其他亚述人的专业。

室内设计作为专业已不再吸引她了。扎尔加说:“和平时期,你会考虑诸如美和设计之类的事情。战争改变了你的想法。”

扎尔加·加布里埃尔由在斯德哥尔摩工作的记者娜塔丽·罗特席尔德(Nathalie Rothschild)采访

最新更新: 2017/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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